图片源于：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weakest-link-chinas-debt-fueled-growth-model
自2020年底以来，因习近平的“三条红线”政策引发的中国房地产危机，对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房地产在过去二十年的中国债务驱动增长模式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占经济的比例在23%到30%之间。
为了刺激GDP增长，地方政府以土地作为抵押，设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银行借款并推动城市化和房地产开发。
有关系的房地产开发商从地方政府那里以优惠价格购买土地，作为回报，他们在当地投资基础设施，进而使地方经济受益。
地方政府也通过土地销售和新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建设及其他商业活动的税收获利。
在中国快速增长的时代，地方政府官员因其地方GDP表现而升迁，这似乎是一个双赢的模式——直到我们问到：“所有的钱来自哪里？”
推动中国快速城市化和狂热建设的钱主要来自普通百姓——把毕生积蓄存入中国银行的家庭储户，以及购买承诺高回报的复杂理财产品的散户投资者，最终意识到他们的资金被投向了更多的房地产项目，而这些项目在最近几年开始产生负回报。
本质上，曾经强大的房地产部门的快速扩张是由家庭储蓄推动的。
这种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在过去二十年内只要资金不断流入就能正常运作——直到习近平推行的“三条红线”政策突然限制了房地产开发商从家庭储蓄中获得的廉价贷款。
当资金流入或说俗语“音乐椅”突然停止时，许多参与者发现自己没有了座位。
金融体系中最脆弱的环节是大约3800家小型和中型地方银行，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乡镇和村庄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
它们的总资产为55万亿人民币（7.5万亿美元），占总银行资产的13%。
尤其是较小的农村银行更为脆弱，因为它们只能吸收当地储户的存款，因此金融多样性较差。
银行监管条例禁止它们在外省设立分支或向外省注册客户提供在线服务。
由于与地方政府的紧密联系，农村银行通常向政府相关项目放贷，这使得它们的财务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经济的强度。
自2024年初以来，超过60家农村银行已经被解散或合并。
这些小型银行成为了尽管存在流动性问题，但中国银行机构依然稳健的例外情况。
系统尚未经历瘫痪，因为中央政府的社会主义体系可以通过指令国有实体吸收坏资产。
恒大是首个破产的房地产开发商，其债务总额达3000亿美元，相当于芬兰GDP的规模。
尽管房企负债累累，以及地方政府可估计的债务高达国家GDP的55%到75%，但中国金融部门尚未遭受严重压力。
然而，自2019年以来，一些小银行发生了挤兑事件。
2022年，当河南的乡村和镇银行的储户发现他们无法提取存款时，他们在郑州的人民银行前举行抗议——结果却被便衣保安殴打。
郑州是河南省省会，也是“烂尾楼”现象尤为严重的城市之一，因其在2010年代的快速城市化而造成了这一巨大困境。
河南的农村银行与中介商合作，非法跨省吸储，向跨地区储户提供更高的储蓄利率。
在这场广为报道的抗议之后，河南当局被指控袭击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储户，最终省级银行监管部门介入，兑现所有存款（非非法存款）。
这60多家农村银行的合并能否解决这些银行的资产负债问题？
将好的和差的银行合并会拉低好的银行的平均水平，尽管这可能有助于吸收不良资产。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这些小型和中型银行第一次经历重组。
正如我之前对农村银行的研究所强调的，政府往往在经济繁荣时期允许地方银行机构的涌现，以便促进信贷扩张。
在快速扩张时期，这些小型贷款机构快速建立，企业治理和准备金要求往往是事后考虑的。
当经济衰退时，银行监管机构就会被迫清理混乱。
农村银行机构的扩张与收缩反映了过去几十年经济的繁荣与萧条周期。
尽管这些小型贷款机构在中国总银行资产中只占小部分，但挤兑可能会侵蚀民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进而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
尽管中央银行的保险计划自2015年以来仅保障每位储户不超过50万元的存款，但存款一向都带有中央政府的隐含保障。
中国公民在心理上普遍相信“所有银行属于国家”，即中央政府绝不会让任何银行倒闭，因此他们的存款即使在私人银行中也有保障。
这种信念虽然难以量化，但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金融动荡时期支撑着银行体系的稳定。
从这个角度来看，河南的储户在发现自己的储蓄被农村银行违约后，组织集体行动以捍卫自己的权利并不意外。
当抗议者被不明身份的保安逮捕时，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他们的行动所承载的意义远超过银行金融资产规模所预示的社会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