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于：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analysing-the-china-choice/
彼得·詹宁斯和休·怀特最近的帖子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澳大利亚在转型亚洲的战略政策选择的有趣想法。
如果我可以直白地总结一下论点，彼得认为我们不需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也不需要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明确提出‘亚太地区的国家仍然在互相合作’的观点，并隐含地论证了零和战略竞争出现的频率远低于许多人所认为的情况。对此，彼得感到欣慰，因为休所描述的选择就是在‘从属或灰烬之间’。
休同意澳大利亚的政策目标应该是避免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但他表示，这一目标是否能实现，关键取决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如何。他指出，‘他们的关系越差，我们面临的选择就越严峻’。由于休是自认为的悲观主义者，他并不期待这两大强国能够很好地相处。因此，他认为我们面临着迫在眉睫——分明——的权力选择。休的答案是更好地接纳中国：‘我们抵制任何对中国野心的接纳越坚决，战略竞争升级的速度就越快’。
彼得和休之间的争论看似简单，但我认为它基于一个重要差异：休希望澳大利亚‘促进一个新的权力分享秩序’，而我感觉彼得更希望澳大利亚促进一个新的责任分享秩序。在这两种竞争原则当中，我倾向于责任分享的概念。如果中国的野心不包括作为区域秩序中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是的，我知道罗伯特·佐利克的这个说法如今不再流行，但它确实捕捉到了合适的标准），那我们为何要迎合呢？
在国际关系中，权力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它的用途才是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力就像战争和情报行动一样——我们应根据它的政治目标来进行评判，而不是对权力本身流于崇拜。这正是我们对其他大国的判断方式：我们认为与希特勒达成的‘时代和平’是错误的，也认为即使在核时代也必须遏制苏联，尽管这并不容易。
所以，究竟我们是否必须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的真正决定性因素不是它们之间的相处如何，而是‘中国将其视为在世界中的角色是什么？’问题在于，这个问题在北京并没有单一答案。中国的总体战略是一种混合体：它早期对作为大国意味着什么的期望；中国摆脱百年屈辱后的强烈权利感；对与外部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深刻认识；以及与邻国关系紧张的历史。
这意味着，北京对当前区域秩序的一些部分感兴趣，但对其他部分却不屑一顾。它喜欢海洋安全和安全的航道，以便进行贸易。它喜欢区域稳定，以便能集中精力发展。它接受美国的同盟关系可以帮助‘系住’华盛顿的区域盟友，尽管在这方面它变得越发犹豫。它厌恶外来野蛮人侵犯中国文明。它对作为大国却拥有未解决的领土索赔感到不满。它不喜欢一个以华盛顿为组织的亚洲安全秩序。
休表示，接纳并不意味着给予北京它想要的一切。这是对的。但当面对推向某个我们不想要的事务时，我们该怎么办？在休的宇宙中，‘选择’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是双向的。而选择在一个我们已经设计好以接纳它的区域秩序中抵制中国，可能涉及一系列我们在当天不愿冒的战略风险：由于需要，总会有一些切香肠的计算，认为为小利益冒大风险是合理的。
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核心：澳大利亚在亚洲的期望是什么？我认为答案相对简单：它希望建立一个稳定、自由、繁荣的区域秩序。我们可以接纳一个也想要这样的中国。
但仅仅为了权力共享而共享，并不意味着战略幸福的配方。而在华盛顿倡导一种削弱美国影响力的政策，以便与中国建立一个可行的G2，实际上意味着倡导一个显著较小的由一个建立了稳定、自由、繁荣秩序的超级大国所占据的区域角色。我并不支持我们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