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于：https://www.dalailama.com/messages/tibet/strasbourg-speech-2001
尊敬的议长、各位议员、女士们、先生们：
我很荣幸能在此对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我认为，欧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和平共处的合作典范，对我这样的普通人产生了深刻的启发。
我感谢你们的诚挚邀请，这也是对藏人民悲惨命运的真切同情和关怀的表态。
我今天站在这里，以一个简单的佛教僧侣的身份与您对话，尽管我不是政治学专家，但我一生的佛教学习和实践，以及在西藏非暴力自由斗争中的参与，赋予了我一些经验和思考，我希望能与各位分享。
人类社会显然已处于历史的关键时刻。
当今世界需要我们接受人类的共存性。
过去，各个社区可以把彼此看作是根本上是分离的。
但如今，正如我们从最近美国的悲惨事件中所看到的，无论哪个地区发生的事情最终都会影响到其他地区。
世界正变得日益相互依存。
在这种新相互依存的背景下，真正的自我利益在于考虑他人的利益。
如果不培养和推广普遍责任感，我们的未来将岌岌可危。
我坚信我们必须自觉地培养更强的普遍责任感。
我们必须学会不仅为自己的个人、自家或国家的利益工作，而是为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
普遍责任感为我们的个人幸福和世界和平、自然资源的公正利用、以及对未来几代人的关爱和环境的妥善保护提供了最好的基础。
许多世界问题和冲突的根源在于我们已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类大家庭的基本人性纽带。
我们常常忘记，尽管种族、宗教、文化、语言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存在多样性，但人们在追求和平与幸福的基本愿望上是平等的：我们都渴望幸福，不想遭受痛苦。
我们竭尽所能地追求这些愿望，但尽管我们在理论上赞美多样性，往往在实践中却未能尊重它。
事实上，我们无法拥抱多样性，成为人民之间冲突的主要根源。
人类历史上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是，冲突常常以宗教的名义爆发。
即使在今天，个人被杀害，社会被摧毁，社会动荡，都是由于对宗教的误用和宗教偏见与仇恨的助长。
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克服跨宗教和谐的障碍，促进相互理解的最好方法是与其他信仰传统的成员进行对话。
在这方面我看到许多不同的方式。
例如，我与已故的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会面是在六十年代，给我带来了深刻的启发。
他们帮助我对基督教的教义产生了深厚的欣赏之情。
我也认为，不同宗教领袖之间的会晤，以及从共同的平台上共同祈祷，都是极其强大的，如同1986年在意大利的阿西西举行的聚会。
去年的联合国千年世界和平峰会也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举措。
然而，这类倡议需要更加定期举办。
为了展示我对其他宗教传统的尊重，我曾朝圣至耶路撒冷——这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地。
我还访问过印度及其他地方的各种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耆那教和锡克教的圣地。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与来自不同传统的许多宗教领袖会面，讨论和谐与跨宗教理解。
当这样的交流发生时，一个传统的追随者会发现，正如他们自己一样，其他宗教教义对他们的追随者而言，既是精神启示的来源，也是伦理指导的来源。
无论有哪些教义和其他差异，所有主要的世界宗教都帮助个人转变为良好的人。
它们都强调爱、慈悲、耐心、宽容、宽恕、谦卑、自律等价值观。因此，我们必须在宗教领域倡导多元化的概念。
在新兴的全球共同体背景下，所有形式的暴力，包括战争，都是解决争端的彻底不恰当手段。
暴力和战争一直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古代时曾有胜者和败者。
然而，如今如果发生另一场全球冲突，就没有任何赢家。
因此，我们必须有勇气和远见，呼吁一个没有核武器和国家军队的世界。
特别是在美国遭受可怕袭击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必须真诚地利用这一可怕和令人震惊的经历，发展全球责任感，在解决分歧时建立对话和非暴力的文化。
对话是解决个人或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利益冲突的唯一明智和理智的方法。
推广对话与非暴力的文化，对人类的未来来说，是国际社会一个迫切的任务。
政府仅仅认同非暴力原则而没有采取适当行动来支持和推广非暴力是不够的。
如果非暴力要占上风，非暴力运动必须取得有效的发展和成功。
有人认为 20 世纪是战争与流血的世纪，而我相信，面临的挑战是使新世纪成为对话与非暴力的世纪。
此外，在处理冲突时，我们太常缺乏适当的判断力和勇气。
我们未能充分关注潜在冲突的情况，而这些情况往往在初期就发展起来。
一旦所有的情形都发展到人民或社区的情绪完全亢奋的状态，就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防止危险情况的爆发。
这种悲剧性的情况屡屡重演。因此，我们必须学会识别冲突的早期迹象，勇于在问题达到沸点之前加以解决。
我坚信，绝大多数人类冲突都可以通过真诚的对话，在开放和和解的精神下解决。
因此，我始终寻求通过非暴力与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一开始，我就试图与中国当局合作，以达成一种彼此能接受的和平共处。
即便在所谓的“十七点协议”被强加给我们之后，我也一直试图与中国当局进行合作。
毕竟，在这份协议中，中国政府承认了西藏的独特性和自治权，并承诺不把他们的制度强加于我们的意愿。
然而，违反这一协议的现实是，中国当局强迫我们接受他们的僵化思想并对藏人的独特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表示漠视。
在绝望之中，藏人民响应了中国的压制，终于在1959年爆发起义。
最终，我不得不逃离西藏，以便能够继续为藏人民服务。
在过去超过四十年中，西藏完全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控制。
对藏人民造成的巨大破坏和人道主义苦难，今天已是众所周知，我不愿多谈这些伤痛的悲惨事件。
已故的班禅喇嘛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七万字符的请愿书，清楚地记录了中国在西藏施行的严峻政策和行动。
如今的西藏仍然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仍然受到武力压迫，饱受困扰。
尽管有某些发展和经济进步，西藏仍然面临基本的生存问题。
严重的人权侵犯在西藏普遍存在，往往源于种族和文化歧视的政策。然而，这些只不过是更深层问题的症状和后果。
中国当局将西藏独特的文化和宗教视为分裂的威胁。
因此，因政策部署，整个民族及其独特的文化与身份面临灭绝的威胁。
我一直带领藏人自由斗争走向非暴力的道路，并继续寻求以和解与妥协的精神与中国政府对话，寻求解决西藏问题。
在1988年，我选择在本议会（欧洲议会）提出一项正式的谈判提案，希望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基础。
我有意识地选择欧洲议会为提出我的想法的平台，以强调一个真正的联合只会在满足所有相关方的满意利益时自愿产生。
欧盟便是这一点清晰而鼓舞人心的范例。
另一方面，仅仅依靠信任和利益的缺乏，一个国家或社区也可以分裂成两个或多个实体，尤其是当以武力作为主要统治手段时。
我所提出的被称为“中间道路”或“斯特拉斯堡提议”的方案，设想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享有真正的自治。
然而不是在50年前强加给我们的只是在纸面上的自治，而是一个真实、自主的西藏，由藏人全面负责自己的内务，包括教育、宗教、文化事务、环境保护及地方经济等。而中国政府则负责处理外交和防务事务。
这一解决方案将极大增强中国的国际形象，并为中国的稳定与统一贡献力量，这是北京的两大优先日程，同时也会保证藏人获得保留自己文明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以及保护西藏高原脆弱环境的权益。
自那时起，我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经历了许多波折。
不幸的是，我必须悲伤地告诉您的是，中国领导层对认真处理西藏问题的政治意愿缺失，未能促成任何进展。
多年来，我对中国领导层进行的主动接触与努力仍未得到回应。
去年九月，我通过中国驻新德里的大使馆传达了希望派代表团前往北京，递交一份详细备忘录，阐述我对西藏问题的思考，并解释和讨论备忘录中提到的观点。
我表达了通过面对面会议澄清误解、克服不信任的强烈信念。
我深信，一旦这一目标实现，那么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就不会太困难。
然而，中国政府至今拒绝接受我的代表团。
显然，与八十年代时的接受六个藏人在流亡期间的代表团相比，北京的态度显著强硬。不管北京会对此以何种理由作出解释，但我必须在此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拒绝与我指定的代表进行对话。
中国领导层未能积极响应我的中间道路策略，再次重申了藏人对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和平共处的兴趣的怀疑。
许多藏人认为，中国坚定地希望将西藏完全实力同化及吸纳。
他们呼吁西藏独立，并批评我的中间道路思路。
另一些人则倡导在西藏进行公投。
他们认为，如果西藏内部的情况如中国当局所描绘的那样，如果藏人民真的快乐，那么在西藏举行公民投票就不应该有困难。
我始终主张，最终藏人民必须能够决定西藏的未来，正如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Pandit Jawaharlal Nehru）在1950年12月7日的印度议会中的陈述那样：“…关于西藏的最后声音应该是西藏人民的声音，而没有任何其他的声音。”
尽管我坚决拒绝使用暴力作为自由斗争的手段，但我们当然有权探索我们可用的其他政治选择。
我是自由与民主的坚定支持者，因此一直鼓励流亡藏人遵循民主程序。
今天，藏流亡者可能是为数不多在流亡中已建立起立法、司法和行政三大民主支柱社区之一。
今年，我们在民主化进程中又迈出了重要一步，藏人内阁主席由公众投票选举产生。
当选的内阁主席及议会将负责运行藏族事务，以合法代表人民的身份行使职权。
然而，我认为对六百万藏人而言，继续与中国领导层展开对话是我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并在解决方案达成之前作为藏人的自由发言人继续发声。
在过去几年里，面对中国政府的任何回应都不积极，我别无选择，只能恳请国际社会的成员。
现在显而易见，只有国际社会的日益一致和持续的努力，才能说服北京改变其对西藏的政策。
尽管中国方面最初的反应很可能是消极的，但我仍然坚信，国际关注和支持的表达，对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创造有利环境至关重要。
在我这方面，我依然致力于对话过程。
我坚信，诚实、清晰地衡量西藏的现状，并以对话的方式，能够为我们找到一种互利的解决方案，这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和统一作出贡献，并确保藏人民能够自由、平安和尊严地生活。
尊敬的议长、各位议员、欧洲议会的兄弟姐妹们，我视自己为被囚禁的国家同胞们的自由发言人。
代表他们发声是我的职责。
我发言时并非怀着对那些对我们人民造成巨大痛苦和对我们土地、家园、寺庙、修道院与文化毁灭负有责任之人的愤怒或仇恨。
他们也是人类，努力寻找幸福，并值得我们给予同情。
我在此发言是为了告知大家我国家目前的悲惨情况，及我人民的愿望，因为在我们的自由斗争中，真相是我们唯一的武器。
今天，我们的人民、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及我们的民族身份正面临灭绝的威胁。
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持，以便作为一个民族和文化继续生存。
当人们看到西藏的情况时，在不断加剧的压迫、环境破坏和文化身份持续被破坏的面前似乎显得无比绝望。
然而，我相信无论中国多么庞大和强大，她依然是全球大家庭的一部分。
当今全球的趋势是更开放、更自由、更民主和更尊重人权。
迟早，中国必须跟随这一全球趋势，长远来看，中国没有任何逃避真相、公义和自由的办法。
由于西藏问题与中国当前的形势紧密相关，因此我认为我们还有希望的理由和基础。
欧洲议会一贯且原则地与中国接触的态度，将会加速这一变化的进程。
我想感谢欧洲议会对藏人民非暴力自由斗争的持续关注与支持。
你们表达的同情与支持始终是无论在内外西藏人民深厚的激励与鼓励。
欧洲议会对西藏问题的多项决议，有助于大大提高人们的关注，提升公众及各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认知。
我特别受到欧洲议会决议中提到的呼吁任命欧盟特别代表处理西藏问题的鼓励。
我坚信，这项决议的实施将使欧盟在更为一致、有效和创造性地助力推动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为藏人民的其他合法需求提供支持，包括保留我们独特身份的方式和手段。
这项举措也将向北京发出强烈信号，表明欧盟在鼓励和促进西藏问题解决上的严肃态度。
我毫不怀疑，你们对西藏的持续关注和支持将在长远中产生积极影响，并帮助创造出有利于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政治环境。
在我们国家历史的这一关键时刻，我请求你们继续支持我们。
感谢你们给我机会与各位分享我的想法。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