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弗伦奇:揭秘华丽但动荡的中国与华丽的华尔丝·辛普森

图片源于:https://www.thewirechina.com/2024/11/03/paul-french-on-the-adventures-of-an-american-future-duchess-in-interwar-china/

保罗·弗伦奇是一位英国作家和汉学家。

他出版了多部设定在20世纪初中国的非虚构作品,包括《魔都:两位统治旧上海黑社会的男人》和《午夜在北京:一位年轻英国女性的谋杀案如何困扰了旧中国的最后日子》。

他还著有一本关于朝鲜历史的著作《朝鲜:偏执之国》。

上世纪90年代末,弗伦奇移居上海,经营一家名为Access Asia的市场调查公司。

2011年,他将公司出售,返回伦敦,成为全职作家,专注于中国历史。

他最新的作品《她的莲花年:1920年代的中国与华尔丝·辛普森的形成》,探讨了华尔丝·辛普森的经历,她在战间期的中国度过了1924年至1925年这一年,之后她成为了温莎公爵夫人,嫁给了前国王爱德华八世。

弗伦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华尔丝·辛普森在中国的时光引起了他的关注。

“我一直在寻找通过其他人的视角来讲述中国历史的方法,无论是谋杀受害者、警察、黑帮,还是华尔丝·辛普森。在她所在的那一年,1924至1925年的秋季,是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

但我认为,假如我仅仅以‘1925年中国’为书名,也许不会吸引广泛的受众,主要是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会阅读。

将华尔丝带入其中使它更加有趣。”

“当我住在上海时,人们总是问我关于华尔丝·辛普森在上海的时候的传闻——这些传闻并不属实,但非常传奇且充满了挑逗性。

这些传闻已成为令旧上海显得非常性感的广泛轶事的一部分。人们在去那里时仍能感受到这种氛围,或曾经能够感受到。那是一个大而混乱的城市,直到最近,比起中国标准,它是相当开放的。

在90年代至2000年代初,你可以喝到拂晓,街上会有妓女主动接近你。

这也是带领读者进入现代中国历史的一种良好方式,因为这是一个‘海派’,即‘东西方交融’的城市。

你会觉得可以轻松地在其中穿行,对欧洲人和美国人而言,这里是半熟悉的。”

关于华尔丝在中国短暂的逗留,这对她的生活影响深远。她作为一个人获得了巨大的成长。

她成为了一位重要的中国古玩收藏家。

但她本不打算去中国,是什么让她来到这里呢?

“她并不是怀揣梦想去中国,手里拿着一本《孤独星球》,另一只手拿着筷子。

她去的原因是她的婚姻一团糟。

她想要和她虐待的第一任丈夫离婚。

她在巴尔的摩的家境贫困,属于南方的下层贵族。她曾是一个初次出社会的年轻女性,接受过私立学校的教育。

但他们一家并没有钱。

她除了有些教养,能说一点法语,会骑马,几乎没有其他的特长。”

“她的丈夫温·斯宾塞指挥的美国海军南方巡逻队被派到一个相对偏僻的地方,刚好从香港到广州,沿着珠江往返,只有两艘船,这两艘船都是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被缴获的旧西班牙船。

温在其中一艘船上被困,待在高温的地方,巡逻他并不太感兴趣的水域,救助那些毫无趣味的人(大多数是传教士)。”

“当华尔丝决定加入他尝试重拾他们逐渐破裂的婚姻时,她不得不乘坐一条不太舒适的美国海军运输船进行了长达六周的艰难旅程。

她一生中从未考虑过香港或中国。”

“在1924年的冬天,像她这样的单身外国女性,根本没有理由从上海的国际租界安然无恙地旅行到北方的中国购物!”

华尔丝的旅行背后,必然有着其他动机。

“最终,她对香港并不太满意。

她在丈夫出海时,住在条件恶劣的地方,社交生活非常有限。

尽管身为军官的妻子,她却对英国殖民者的阶级等级和欺凌感到不解和被孤立。

当他们去西餐馆时,食物都是英国式的,煮得毫无生气!

最终,在忍无可忍之下,她决定离开温,逃到了上海。”

“沃尔丝·辛普森在1925年的上海赛马会上获得的徽章。资料来源:保罗·弗伦奇。”

“她来到上海,并远离温斯,其中一些人带她四处游玩,比如一个相当潇洒的英国建筑师罗比·罗宾森。

他带她去了上海赛马会、舞会、购物——1924年上海的乐趣。

然后,她决定进一步探访中国。

在她圣诞节前夕抵达北京时,她开始真正喜欢这里。

她迅速融入了胡同生活,开始在市场和古玩店寻找便宜货,开始在来访的游客中做起了玉器生意,并发展了她终生的时尚品味——受到旗袍启发的裙子、她的髻发型以及对玉饰的热爱。

她在西山的周末期间,住在当时非常受北京外国人群体欢迎的古老寺庙里。”

“她还与一位意大利海军上尉发生了恋情。

她找到了独立与时尚的生活方式。

她常常在美国 legation、英国 legation、意大利 legation、以及当时中国外交部长(那时的吴佩孚)的家里聚餐。

她与一群受过良好教育、优雅、富有的人们度过了几个晚上,远远离开了她在巴尔的摩的平凡生活或无趣的海军城市的日子。

这为她后来在伦敦、温莎、里斯本和巴黎所进入的那种稀有世界做了很好的准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华尔丝的外派生活与当代外派人士的生活是如此相似。

这里的廉价生活、聚会、周末逃逸和琐碎的八卦。”

“很多去中国的人都经历了一种远离家乡但却感到幸福的感觉。

这几乎是无忧无虑的,日子似乎在漂流。

你似乎没有太多顾虑,周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无论是军阀的战争,还是后来围绕着的社会主义的可怕现实。

但你却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你年轻且自由。”

“华尔丝在1924年冬天于天安门广场的经历。资料来源:保罗·弗伦奇。”

“这就是华尔丝称她的中国经历为‘莲花年的’原因,指的是荷马的《莲花大食者》,他们生活在迷梦的遗忘状态中,永远无法回到家乡。

我认为,这种感觉在当今的外派人士中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经历——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消逝,你稍微与家乡的担忧(如按揭、事业、婚姻和孩子、信用卡的支付等)隔绝了一点。”

“对于非英国人,请问你能解释一下温莎公爵夫人在英国政治和文化中的地位吗?”

“如果你拥有合理的教育背景,你会了解1936年约翰国王八世的退位危机故事:爱德华八世被告知他不能与华尔丝结婚(因为她是离婚女性),于是他为了她退位,牺牲了自己的王位和帝国。

这是最伟大的爱情故事,还是他被历史上最操控的人?

然后爱德华八世与华尔丝·辛普森度假,时间为1936年8月,地点为当时被称为南斯拉夫的地方。

爱德华八世于1936年12月退位。资料来源:国家媒体博物馆。”

“华尔丝在美国的形象与在英国略有不同。这是媒体不同造成的。

在英国,华尔丝通常被视为几乎摧毁了君主制的女人,爱德华八世的退位导致了乔治六世的加冕——那位从未期望成为国王的口吃者。

没有人争辩,作为国王的压力,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导致他过早去世(尽管有人或许认为,每天吸烟80支香烟和无尽的饮酒可能与他的早逝有关系)。

但乔治六世,当然是已故的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她一直在英国生活中是座右铭,成为令人尊敬的人物。”

“所以华尔丝通常被视为一个两次离婚的美国女性,她曾在中国做过什么,几乎给王冠带来了灭顶之灾。

当然,在公众形象中,还有(并且往往)一种经典的英国反美情绪——我们现在或许又该看到另一位从美国离婚的女性近来嫁入王室!”

“而她不好的公众形象的中心是所谓的‘中国档案’。那是什么?”

“在1936年,英国情报局捏造了所谓的‘中国档案’,这种档案实际上并不存在——没有副本出现。

它实际上是关于华尔丝在中国的抹黑和谣言的假新闻的构想,流言在上层社会以及美法乡村的午餐会中飘荡。

而所有传闻、新奇传闻都围绕着华尔丝的中国经历。

在兰州的“陪审”过程中,从未提到华尔丝跟随她的第一任丈夫到香港,然后逃入中国内地以躲避他的拳头。”

“20世纪30年代是萨克·罗默的‘扶蝗虫’小说变成好莱坞B级电影的时代,那是一个流行文化中盛行‘黄色恐惧’的时代。

这种种族主义加上30年代的厌女情绪,使得人们听到关于‘中国档案’的流言后,会问:‘一个单身白人在东方游荡做什么?肯定有问题吧。她的道德指南针肯定偏了。她当然是个妓女。她当然会为了吸引我们的国王而拍性感裸照,当然要学习那些性招式!’

……在1924年,华尔丝所处的世界,并不明确会发生这些事情。

当时所有事情爆发出来的可能性更大,这是华尔丝所生活的中国。”

如今,英国的八卦小报,尤其是《每日邮报》,仍旧热衷于复述这些故事,上海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恐华主题仍然被抛出并找到一个受众。对许多人来说,阅读这些故事是一种乐趣。

但这并不是真的。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欧洲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看法。”

“她在中国的实际经历实际上是相当令人钦佩和勇敢的。”

“华尔丝·辛普森和凯瑟琳·罗杰斯在1925年夏天的狮子胡同。资料来自:保罗·弗伦奇。”

“她真正的旅行路线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她的事情,以及在中国旅行是多么的疯狂和危险。

她在香港期间正好是那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罢工期间。

她在广州时正赶上政治派别间的冲突——人们在街上互相开枪。在沙面岛,受到外国势力的控制(用沙袋和铁丝网保护,英国和法国的机枪准备抵御任何攻击),我想只有她一个人在那里,这在这一点上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她也目睹了被军阀围攻的上海。我们通常认为军阀只在中国北方,但华尔丝目睹了从第一次江浙战争中受伤和阵亡的士兵乘火车回到上海的情形。

她正在目睹从上海北站开往各地装着武器的火车,那些武器上写着‘德国制造’、‘英国产’。

她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她去天津时,正值那里的伤寒疫情肆虐。她驶向北京,想要去那时被称为的‘北平’——70英里(约112公里),但因为火车线路上的劫匪袭击,这次行程用了整整两天。

在她到达的时候,正好有多个不同的军阀领导者接管这座城市,而在她去之前,溥仪(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刚刚被赶出紫禁城。然后她离开时,孙中山(中国第一任总统)去世,导致巨大政治真空。上海的‘五三惨案’发生,外籍警察开枪打死中国抗议者,她也卷入了几乎失控的反外抗议浪潮之中。

“华尔丝在1924年的天安门。资料来源:保罗·弗伦奇。”

“在她的回忆录中,她对自己的经历非常淡化地评论,比如她说:‘我决定从上海去北京进行购购物’,这意味着登上了一艘生锈的旧轮船,一路驶向天津,港口当时冻得冰冷,军阀就在城市外打斗,周边的郊区流窜着劫匪,伤寒疫情四伏,周围的人一个个倒下。

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单身的外国女性,会在1924年的冬天,从安全的上海国际租界到北方的中国进行购物旅行!某些其他动机让她旅行。”

“这一时期的政治环境也极为复杂。”

“美国当时正在努力调解孙中山与北方军阀之间的和平协议,但军阀其实并不想与任何人交谈。孙中山正与肝癌斗争。美国人在拼命努力保持这一局面。

我认为美国作为中国和平调解者的这个观念,似乎没有被足够提及——他们在1924年确实尝试过调解。”

“华尔丝抵达北京时,这座城市满是人,因为所有的传教士和附近村庄的居民为了避开疫情纷纷涌向城市——中外人士皆多。

虽然她无法在任何地方找到酒店房间,但华尔丝还是在北京最好的酒店——长安街上的大北京饭店开了一间房。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想探究一下。”

“你是指她为美国海军情报部门传递消息的说法吗?”

“是的,虽然我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说法的人。

我尝试了所有常规的方式去确认这些,比如信息公开法案等等,但并没有纸质证据。

问题是,美国在1920年代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正式的情报部门,所有事情都是临时进行的。

我的证据在于她的行程。

我们知道她为什么去上海:因为她认为可以从温那儿离婚,但在那儿离婚是不可行的。

那么她为什么不直接回美国,反而要上船呢?每周都有船从上海往返。

但她却没有,而是选择了前往天津——这又是一个有至美国航线的港口。

但最后又选择深入北京,实际上更远离回美国的途径。”

“需要看一下她途中会见的人以及她所住的地方。

我们确实知道,美国官员有时会利用海军军官的妻子,像华尔丝一样,来交换一些信息。

在当时通讯几乎瘫痪,铁路系统基本停摆,邮件也不安全的情况下,唯一移动信息的方法,就是沿海轮船或用物理方式穿越一个地方。”

“她期间会见的都是一些较高层的人物。

在天津时,她会见的正是非常重要的领事,否则为何要会见她,一个被抛弃的美国海军军官的妻子?

当她抵达北京时,迎接她的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海军陆战队长路易斯·小路上校。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她为何要来接一个人?无需太过推测,显然她带着一些东西,从而得到了她的旅游资金,同时获得了一间酒店的房间。”

“她曾在几十年后撰写的回忆录中又为何没有提及?”

“到她撰写回忆录时,已是1956年。无论什么原因,她选择不表露自己的所作所为。

或许是中国发生了如此变化,她想尽量避免与当时美国国内围绕‘谁失去中国’的争论联系在一起——那是一场惨烈、阴暗、毁掉了无数职业生涯的争论。

也许她被要求考虑不提起,或者仅仅是这种事情她不愿意深入。”

“你能谈谈当时的政治动荡吗?”

“这也是这一时期贯穿着的主题。

当时,中国并不是说有可能依然保持统一的国家,实际上中国可能会崩溃,或最好的状态,成为一个联邦国家,独立省份之间的关系复杂,各种军阀间的矛盾,面前的国民党政权与民国忠心者的媾合。我们所称之为的中国的观念在当时并不是那么确定。

记得在1923年之前,毛泽东还是个湖南省独立的倡导者(这在现在的历史课中并不常被提及!)。”

“你在北京,成为军阀影响下的政府中,有个南方的国民党政府在广州,而在禁宫中仍有人指望清朝、最后一位皇帝的教条,此外还有更左翼的其他版本共和国人,甚至已经在组织共产党,以及在新疆所处的其他穆斯林军阀,高尔基和日本则在拆台攘地,准备入侵满洲,而且一切都不安定。”

“所以可以想象当时中国的分裂不仅是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同样动荡。

北方军阀与孙中山交谈时,大部分人使用英文,因为他们并不能随时与彼此对话,且没有共同语言。

当时的英国外交官常常得说五六种方言,这令人印象深刻(加上法语作为外交用语,甚至还得懂古希腊和拉丁语)。

你现在见到的人,可能认为他们流利简体中文非常高大上,其实在那个时候,这根本得不到北京外交事务室的工作机会。”

“如今在英国,许多报社的记者们都在等待一年来、18个月,甚至更久的签证。如果记者们可以进入中国,即便他们在中国也不能像以往那么自由地移动,能说的也不见得与过去相同。”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并不是一个在未来将获利的好出路。”

“你写的书都是关于过去的中国,这会非常畅销,但对于我来说,关于当代中国的书市场如何?”

“实际上,这一直都未必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好。

但目前,市场上真的很糟糕。在美国,这基本是因为中美关系极其紧张的气氛。

当我想到当代中国书籍时,我希望彼得·赫斯勒的《其他河流》表现良好,因为我认为这本书写得相当不错。当然,他的写作能力相当好,也保持了良好的平衡。

但是(作为出版人的身份),我没有感受到目前对当代中国书籍的市场需求,除非能够落到某个特定的位置。

我应该声明,通过我在Bloomsbury图书出版的一家子公司——亚洲争论,我出版了莱塔·洪·芬彻的《剩女》和乔纳森·查特温的《邓小平的南方之旅》,它们的表现也相对不错。

但这一切都没那么容易。”

“与我们在欧洲的情况一样,我发现北美的中文学习人数处于历史低谷。

中文系的课堂也不再像曾经那么热闹。

我偶尔在英国的中文系走动,有时会为学习中文没有必要一身西装、为了每天工作18小时的情况,做一些演讲。这种宣传的情况在如今显得相当不同。

老实说,我不太清楚学习中文后能做什么。

我曾经给一些非常想学习中文的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可以开一家市场调查公司,写写历史,创办一本杂志,开发在线游戏,甚至发展外卖业务。还有许多我们都熟知的方式,出发点也不再一样。一些电影、电视的合拍项目也已不再存在。”

“我听说,外交部的情况更糟,学中文不再是英国内务部及外交部一条不错的职业道路。”

“在白厅工作的人,或许会因为在中国的经历打上阴影,甚至可能会对整个职业生涯造成影响。

如今正发生的与中国有关的案件累积绵延,这无疑在不断影响着他们!”

“而且,在中国的记者也越来越少。”

“是的,我看到很多英国报社的记者,等了1年、18个月甚至更久的签证,哪怕记者们能够前往中国,他们也不能像往日那样自由活动,很多人甚至不会愿意与他们交谈。”

“所以,我认为,他们要么不写书,要么书都没那么出色,也许需要找到更加小众的题材写作。”

“如今,我们遗留下来的却是),特别是在美国的情况,偏激的书籍在读者中引起广泛讨论,而那些持有偏见的人,关于中国的了解往往不如他们清晰、立场的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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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odie Tan

Elodie Tan is a rising star in journalism, known for her vibrant writing style and her dedication to social justice. Her work often highlights the intersectionality of the Chinese-French identity, providing insightful commentary on current events and cultural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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