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于：https://www.defenseone.com/ideas/2025/03/europes-new-nuclear-age-here-france-and-britain-must-heed-call/403853/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大胆呼吁欧洲开启一场关于核威慑角色的新“战略辩论”，这一点值得赞赏。
欧洲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正在进行的地缘政治震荡及其后果。
其中最重要的想法是，考虑到华盛顿的政治潮流，长期依赖美国是不可接受的。
尽管在短期内替代美国在欧洲安全保障中曾经扮演的支柱角色几乎不可能，包括其核武器，马克龙的呼吁应当激励欧洲各国对核威慑的承诺与局限性进行深入思考。
当欧洲人进入这一新的战略辩论时，会出现若干问题，而这些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巴黎正在考虑一条美国在冷战初期采取过的道路：向欧洲伙伴“扩展”其核威慑。
然而，由于可信性的原因，这一做法面临挑战。
英国前国防部长丹尼斯·希利曾打趣说，尽管“仅需5%美国报复的可信性即可阻止苏联的攻击”，但是“需要95%的可信性来安抚盟友”。
这有助于解释，美国在冷战期间为何构建了庞大的核能力，以及至今为何仍认为拥有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核武库是必要的。
除了俄罗斯，其他七个拥有核武的国家（包括法国）能够依赖较小的核武库，因为他们对核威慑的要求远低于美国。
美国在扩展威慑中的自利根源于其更广泛的防扩散偏好。
到1960年代，美国已决定不希望核武器进一步扩散，无论是对友国还是敌国。
为使其朋友不成为核国家——许多国家都是拥有强大科学和技术实力的富裕国家，如果他们决定的话，可以迅速发展核武——美国需要使扩展威慑更具可信性。
这意味着在欧洲土地上部署核武器，建立北约内部“软件”以将盟国纳入核政策讨论，并认证盟国飞行员使用他们自己的飞机投放美国核武器，以分担威慑的负担。
多年来，这一切帮助解决了（尽管从未完美解决）希利提到的可信性问题。
美国还需要回答前法国总统戴高乐问约翰·肯尼迪的问题：美国是否“愿意为巴黎而牺牲纽约”？
一旦美国本土可能受到苏联洲际导弹的攻击，盟国自然会怀疑为什么美国愿意为他们冒险。
戴高乐对肯尼迪的保证并不信服，导致法国发展独立的核能力。
其他盟国选择了接受这些保障。
美国决定部署大规模核武库，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说服盟国，它可以通过摧毁许多苏联核武器来切实限制对自身本土的损害。
这一被称为损害限制的目标，自那时起便成为美国核战略的核心支柱。
然而，法国和英国的核力量，虽然能够在对抗美国抛弃时为深受忧虑的欧洲大陆提供心理安慰，但却无法提供类似的实质性保障。
但它们是否必须这样做呢？
当巴黎和伦敦开始回应欧洲新“后美国”核时代的呼声时，必须考虑这些困境——但并不一定要遵循美国的模式。
法国拥有接近300枚核弹头的核力量，可以对俄罗斯或任何其他核敌国或非核敌国造成巨大的破坏。
它满足欧洲对可信威慑的需求的能力或许也在可及范围之内。
首先，法国——与在戴高乐挑战肯尼迪时的情况不同——可以论证其自身的核心利益与其所居住的欧洲大陆是不可分割的。
其次，法国拥有相对多样化的核力量，尽管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仍显得不够多样化。
它拥有海基核力量，旨在提供最终安全的二次打击能力。
它还拥有能够发射核武器巡航导弹的陆基飞机。
这一后者能力为欧洲提供了一条较为简单的替代方案，替代当今有限的美国核能力——部署在四个欧洲国家和土耳其的核武器。
（法国或许还应考虑重建中程弹道导弹力量，为其核力量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在借鉴美国经验方面，法国可以在“软件”领域汲取教训。
正如美国数十年来所了解到的那样，弹头和军事装备只是扩展威慑方程的一部分。
在核术语中，这一软件包括磋商、领导人级接触和联盟形式的展示——所有这些都支持了团结和集体防御的和平时巩固。
尽管为迎接欧洲的新核时代而调整能力需要时间，但适当的政治意愿可以使巴黎和其他欧洲首都更早地着手推动软件方面的工作。
长期以来，巴黎在这一软件方面一直表现得相当迟疑，出于维护自身独立性的考虑，因此，前进需要在法国核思想上进行一场不舒适的调整。
另一方面，在深入思考其核与欧洲关系的同时，巴黎还应大幅加深与英国在核武器合作的范围。
这一合作的根本动机是减少英国在其四艘核武器弹道导弹潜艇上对美国核企业的重大和根本依赖。
可以说，按照当前计划，伦敦在维持其核威慑能力方面面临着依赖特朗普及其“美国优先”继承人的良好意愿的风险。
巴黎和伦敦已经在核武器库的各个方面进行合作。
更深层次的合作将有助于法国减轻长期负担，同时确保伦敦能够为长期欧洲安全的需求做出贡献，为核武器提供一个替代的决策和控制中心。
这种双边合作应当是雄心勃勃的，包括对改变英国潜艇配置以接受法国制造的导弹的可行性进行联合探索，以及建立一个共同企业，用以探索新型非战略核能力，以使大陆的新形式扩展威慑在面对完全拥有约2000枚核武器的俄罗斯核武库时更具可信性。
这些仅仅是初步考虑，在欧洲全面重新思考其安全和防御架构之际，巴黎及其他首都还需考虑其他问题，例如这样的调整如何在不对更广泛的核不扩散架构造成致命伤害的情况下进行。
欧洲以外的国家可能会将大陆的这些变化视为更危险世界的前兆，但它们应当考虑，若不进行这些转变，替代方案可能对国际安全更加有害。
如果没有巴黎和伦敦的主动出击，欧洲国家可能倾向于考虑自身的核能力，进而引发新的危险扩散时代。
